北大门前是非多，说的是地位特殊的北大吸引舆论关注的能力——这不，今儿又有两条新闻与北大有关，一条说北大博导曹文轩、孔庆东等人办了一个叫“青春写作旅”的中学生作文培训班，收费极其昂贵，8天收费4900元，而且一两节课的讲演能否提高作文水平也极不靠谱；另一条说的是北大彩票硕士，这个神秘莫测的专业学费高达10万元，学生就读一年尚未学到专业课，记者调查发现，办班的北大彩票研究所只是挂靠于北大的一个虚体机构。

看到这两条消息，笔者立即想到了上海的“孟母堂”，这个以读经教育为特色的全日制学堂，前几天刚被上海教育行政部门“叫停”，理由是其“读经教育与义务教育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符，违反了义务教育法”和“未经物价部门审核擅自收取高额费用，属违规收费”。昨天的报道说，孟母堂已准备起诉当地教育部门，争取办学的合法权利。笔者觉得，孟母堂确实被揪住了违法小辫子，起诉根本没有用——其最大的错就在于，没有找一个体制性靠山，比如挂靠于北大、复旦这样的名校。

看看，8天收费4900元，北大博导办班收的费算高的吧，可就是没谁查其是否“未经物价部门审核擅自收取高额费用”；那个收费高昂、办班又非常不规范的彩票MBA，从记者调查中可发现其不少违规之处，可怎么就没人依法对其进行查处呢—显然，这源于他们栖息于北大这棵树下，受到了体制的庇护。而纯粹是民间自主办学的孟母堂游离于体制之外，无依无靠，自然就被“选择性执法”了。

在健康的法治国家，体制与法律是同体的，无所谓体制内体制外，大家都受同一套法律体系的保护和约束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而如果“体制”可以依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选择性执法，就会导致法律面前并不平等。

如果孟母堂选择挂靠于北大或复旦这样一个靠山，就不会有人找他们麻烦了——通过挂靠，让渡出一部分利益，老实交一点保护费，他们也就能远离骚扰，从而获得自主办学的合法性空间。从这个角度看，“挂靠体制”是获得合法空间的一种润滑剂：能分享到利益，再明显的违法也可视而不见；分享不到，再轻微的违法也会被揪出来。